河北“袁府”是养老院？白岩松：要真是，就感动中国了******原标题：河北“袁府”是养老院？白岩松：要真是，就感动中国了网曝曲周现“袁府”：调查组-存未批先建违法占地问题 “曹园”刚拆，“袁府”又现，54亩土地到底是不是外界盛传的“私家宫殿”？又是未批先建，又是违法占地，又是违规建设，土地都未过审批，违法项目的环保备案、营业执照、民政许可又是从何而来？《新闻1+1》 采访当地工作人员。 “袁府”：是“养老院”还是“祠堂”？“曹园”刚拆，“袁府”又现，54亩土地到底是不是外界盛传的私家宫殿？ 工作人员武俊虎：那边也是养老院。 记者：这些两层的建筑也都是老人用的？武俊虎：对，对，考虑到老人上下不方便，在东边还特意装着电梯呢。 又是未批先建，又是违法占地，又是违规建设。针对此事，河北邯郸市、曲周县两级政府部门成立调查组。 土地都未过审批，违法项目的环保备案、营业执照、民政许可又是从何而来？ 记者：现在你们没有掌握这个情况吗？河北邯郸市曲周县副县长张少锋：我目前对这个问题还不是多确切了解。 评论员白岩松：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1+1》。 前些天黑龙江牡丹江的“曹园”刚拆了大门以及其他的一些违规建筑，这事刚过算初步有了一个结束，但是这一转眼就冒出了一个“袁府”，这袁府呢当然不是在黑龙江，是在河北的邯郸。我们先来看看这个袁府什么样。这面这张照片大门，这有这个城门楼子这种感觉，而且依然是这种仿古的建筑，从某种角度来说跟曹园有所神似和形似的这种地方。 接下来我们再看这是一个从空中航拍的袁府这样的一个画面，自己解释呢说这是建的养老院，但是也有网上的贴子说呢这是在建家族祠堂或者说类似这样的一个私人会所或者等等这样，如果要真是建这样的一个养老院你看整个这个水面占的面积非常非常得大，其实这里头的建筑占的面积倒没那么大，那真有点感动中国的意思了。看多善待老人，给老人建了这么好的养老院。但是如果不是养老院，真是说家族祠堂或者说其他的一些违建，那这是敢骗中国了，绝对不是感动中国，是敢骗中国。打了一个养老院的旗号，因此这方面还需要调查，但是在需要调查的过程中，初步的结论已经有了，又是标配，未批先建，然后又是违建等等等等，接下来咱们就关注一下这个“袁府”。 解说：“曹园”刚拆，“袁府”又现，经过当地的调查，这两天被舆论热议的“河北邯郸曲周县"袁府"”，究竟是不是违建的问题，也有了一个初步的认定。2019年4月19日新闻：针对此事，河北邯郸市、曲周县两级政府部门成立调查组，昨天（4月18号）晚上，调查组发布了初步调查结果：这个项目存在未批先建、违法占地、违规建设等问题。 又是未批先建，又是违法占地。按照之前媒体的描述：“袁府”设施豪华、功能齐全， 2013年就开始圈地动工，历时7年，是“冀南地区最壮观的私人宫殿”。但是，现实中的“袁府”，究竟是什么样子？ 它跟一些媒体的报道，有出入吗？ 央视记者杨海灵：走进这座中式建筑，可以说设计非常的精妙，小桥流水，耳边不时有鸟叫声，在建筑的东南方向有一个面积很大的湖，湖里面的水是从漳河通过支流补充进来的。据我们观察，这座建筑的硬化和绿化已经基本完成，有工作人员负责日常的维护和保养。 工作人员武俊虎：离家近，就是这的地道农民，种地啥的不耽误，能挣点别的小钱儿。 记者：这个园子的主人能经常看到吗？武俊虎：很少，我没见过他。 解说：显然，“袁府”的主人，也很神秘。按照调查组的通报，这座被大家称为“袁府”的仿古建筑群，违法占地54.23亩，其中包括坑塘水面30.94亩、建筑物12.54亩、绿化用地10.75亩。该项目为中式仿古建筑，共计149间。那么，这样一个违法占地的仿古建筑群，究竟是要用来做什么呢？ 工作人员武俊虎：每个房间都有独立卫生间，方便老人生活起居用的。 记者：像后面看到的那些。 武俊虎：那个只是建筑高点儿而已，风景更好一些，但那边布局一样的，所有的房间都配着标准独立卫生间。 解说：据这名工作人员说，平时园子只有三四位工作人员，他在应聘的时候，别人告诉他说，这是一个高档养老院。而调查组的初步调查也印证了这一点，调查称该“违法占地”项目是曲周桂昌养老中心，法定代表人叫赵京，违法建设的房间中，养老用房121间、公共用房28间。那么，为什么网络上称这座建筑为“袁府”？法人和袁姓的人有没有关系？ 曲周县副县长张少锋：我们目前从文书上，从经营文书上能看到的法人代表就是赵京，关于法人跟您刚才说的姓袁的这个人有什么具体的关系，我们还在进一步调查当中，如果确实有关系，我们也会及时公布。 记者：附近老百姓都知道这个法人和袁是亲戚关系，现在你们没有掌握这个情况吗？ 张少锋：我目前对这个问题还没有多确切的了解。 解说：当地调查组还通报说，他们调查结果是，该违规建筑里没有祠堂，没有地下宫殿。今天，这个违法建筑群连接乡间小路与该公司石拱桥头的彩钢瓦简易大门，以及外围院墙已被拆除。调查组表示，接下来，他们将对“袁府”存在的违法违规行为，以及相关单位的监管责任等问题，进行深入调查。 白岩松：这件事情呢又个标配的流程，先是网上的一个贴子把这个事情给揭露出来，然后引发了大家高度的关注，尤其在曹园之后，于是就有了初步调查的一个结论，我们当地初步调查的结论。《邯郸市调查组初步核查曲周县寺头后街村“违法占地建设私人宅院”情况》，认定的违法结论是存在者未批先建、违法占地、违规建设的问题，违法占地多少呢？是54.23亩，包括坑塘水面30.94亩，建筑物、绿化用地，没有认定的也就是说帖子上说的，最后没有认定的，他不在“四区一线”的范围内，没有占用基本农田，未发现“地下宫殿”“祠堂”“戏院”等建筑形态。当然，按那个帖子的说，虽然这个法人的代表是这个赵京，但是整个这个项目为什么叫袁府呢？是从这块走出去的一个企业家，后来到深圳去做这个房地产，他姓袁，而这个姓袁的企业家做的这个项目，姓袁的企业家又跟那个赵京呢是有绝对的这个亲属关系，首先如果这个事实要是是真的话，以当地并不大的地方的话，当地的官员应该是知道的，但是他说的是这个不知道这需要进一步的这种调查，当然也要去调查那个帖子是不是在这个领域里头也很多虚构的这种因素。 我们接下来再看，整个这样的一个流程的时候是2016年6月，然后当地的规划局批复了，报送农业标准化种植园建设项目是占地105亩，2017年的时候该地块上建起了养老院，而且是未批先建，2017年3月、5月、8月，该公司分别办理了养老院所需的环保、备案、营业执照和民政许可，别的先不说之，我走了全国很多的养老院，如果这块是严格意义上就是为养老建的这样一个养老院，那几乎是我见过的最好的一个养老院了。所以为什么说他真是感动中国，但就怕不是。 来，接下来我们要连线一位嘉宾，中央党校政治和法律教研部教授杨伟东，杨教授您好。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和法律教研部教授杨伟东：您好，主持人。 白岩松：现在呢虽然有了一个初步的这种结论，但是依然这里的谜团还很，您觉得接下来进行调查的重点应该放在哪一些方面？ 杨伟东：因为目前的调查是一个初步的调查，所以回应了一些问题，但是还是初步的，所以有一些疑问需要进一步的澄清，比如这个建筑什么时候建的，是2013年还是2017年或者2016年，什么时候建成的，是吧？民政部门在相关部门没批之前那么为什么就做了审批，是吧？还有一些公众的疑问，这些我认为都是我们后续的调查需要跟进，而这些调查结果既是对公众问题的回应，也是对后续的一个事件的处理的一个基础。 白岩松：好，杨教授，一会儿有问题我们再来继续探讨，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深入的去了解整个袁府的相关情况。 解说：目前，并未启用的“袁府”，不管它将来用作什么，当地调查组两天的调查核实，已经认定，这又是一个违法工程。一个非常需要注意的细节是：4月16日，一份名为《曲周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曲周县桂昌敬老院有限公司占地的情况说明》文件中，却这样写到：“曲周县桂昌养老院项目不是违法占地，该项目也不是占用基本农田，更不存在历时7年，现有建筑面积5万平方米的情况。” 但是，仅仅过了一天，“不是违法占地”的结论就被邯郸市的调查组推翻，这样的反转背后，又有什么样的隐情呢？。 曲周县副县长张少锋：这个违规占地面积是54.23亩其中坑塘水面有30.94亩绿化面积有10.75亩还有建筑物面积12.54亩一共是54.23亩。 解说：在昨天调查组的初步核实通报中，还有一个细节也同样值得关注。该通报显示：这个违法占地的建筑项目，已经于2017年3月、5月和8月，在曲周县分别办理了环保备案、营业执照和民政许可。对此，舆论最大的疑问是，既然省一级土地管理部门对这块土地是否能够将成为建设用地没有任何批示，曲周县的相关部门，到底是依据什么样的法律，为这个所谓的养老中心，办理了以上的许可证件？ 叶剑平：首先第一个要在规划区内，第二个话然后就开始报转用，叫用地，土地的用途的转用，一般农田变成建设用地，再转完后就可以进入市场，还有要比较有开发的指标，要计划管理，有了指标后才开始就按照建设用地报批这一套过程。最核心的就是规划是建设用地，其他的就好办了，它就是个程序化的东西。 解说：程序，对于集体土地的征用，征用以后的补偿以及用途，国家有一系列非常明确的规定。具体到曲周的这个项目，记者目前获得了两份文件。第一份是2016年6月15日，由曲周县城乡规划局批复，内容是同意曲周县锦田科技有限公司，也就是“袁府”项目的建设者，用105亩土地建设农业标准化种植园。而另一份文件，则是2018年12月29日，由河北省人民政府批复的文件，此文件的内容是，同意转用、征收集体农用地2.5476公顷，其中提到，征收用地如果是经营性用地和工业用地，必须采取招标、拍卖、挂牌方式供地。如果这两份文件里的土地有重合，那么，一直到去年年底，河北省才批复了2.5476公顷土地，而且这个数字，远远低于违法占用的54亩。 叶剑平：他如果这个公司已经把这个地拿到手了，就不要招拍挂了，如果还没有的话，那就说明是政府的地，它的要求走一种土地取得的形式，招拍挂也好，协议也好，他要从政府的地变成他的地。 解说：2018年12月，省政府才批准土地用途可以改变，但2017年，县里的环保备案、营业执照、民政许可三证，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样的审批，让人看起来真是匪夷所思。成海军：他如果再民政登记的，那一定不是营利性，那就叫民营利性养老机构，在工商登记的就定营利性的。 解说：为什么会“未批先建”？为什么敢未批先建？又为什么可以信心满满绕过招拍挂程序？曲周的这个袁府，疑问还有很多。白岩松：我们先来看，如果要真的是建这个养老院的话，国家有相关的规定，你看我们在这个民政部的官网上就看到了这个，关于加速推进养老服务业放管服改革的通知，将投资建设养老服务设施工程项目审批流程整合为先是项目审批，然后用地审批，然后是规划报建，最后才是施工许可这样4个阶段。 但是我们来看这个袁府。2017年4月、8月、9月，曲周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发现其违法占地分三次下达了处罚决定书，但是那边人家活可是干了，可是在建设之中，然后到2018年12月29号的时候又补了票了，河北省政府发文皮肤曲周县政府同意转征收。接下来我们就继续连线中央党校政治和法律教研部教授杨伟东。 杨教授，您看这个事很奇怪一方面有的批了，但是另一方面却又有违法占地还在下相关的这种违法的这种书，您怎么看待这种看似很矛盾的建设过程？ 杨伟东：这个过程当中呢，最后出现的一部分审批和他之间的不一致，那么就说明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这种沟通机制不一定健全，比如说这个项目可能原本是要合规的，但是建的过程又提前了，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就需要有一个有效的衔接，特别是对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形，如果你建的过程是提前建的，没有合规建的，超面积，那你一定要及时制止，等合规了才能够建设。 白岩松：那杨教授，为什么简直像章一个标配的行为，不管是这个曹园还是这个袁府，还是其他我们类似看到的这种违建的都几乎是一样的，就是给你100亩，它可能建到了150亩，另外一个还没批，人家这面意境显建了，您怎么看待他为什么都敢这样去做？ 杨伟东：这个一方面我认为是我们在现在的实践当中存在着这样的过分的追求效率，这个包括一些建设单位，经营单位的这种追求效率，当然也包括一些少数的地方政府追求效率这种倾向，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效率为优先，忽视了法治、忽视的规则，从而出现这样的一个矛盾体。 白岩松：杨教授，其实有很多人敢这么做还是因为我们屡次看到另一个现象，就是先上车后买票，你哪怕你是这个先建了，罚你一点款，最后都给你补票了，你看这事不一样吗？2017年的时候三次下达处罚决定书，但是2018年年底的时候，省政府已经同意它整个转征收了，您怎么看待现实中这样的屡屡妥协？ 杨伟东：这种妥协我认为就是过分追求效率可能带来的一种延伸出来的，同时我认为就是没有树立严格依法行政法治思维这样的意识，从而出现这样的在实践当中可能最终是合规的，但是过程和发展的发生的这个阶段最后出现了出乎意料，出乎公众想的这样的一个范畴，所以先上车后买票这样的一个行为，在过去我们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当中，可能是一个阶段的现象，但随着我们今天改革开放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中国进入一个新时代，那么就要极力的避免、杜绝这种先上车后买票，而必须你买了票，合规了之后才能上车，你不符合条件是不能上车的。 白岩松：已经不能拿这个旧的一种潜规则来目前行进这种事情了，对吧？ 杨伟东：对，随着我们，今天随着全面依法治国基本的这个开展，同时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阶段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所以我们要把过去曾经在实践当中或者一些地方出现的一种情形，我们必须及时的加以第一刹车，第二就是对未来的这种管理必须树立你要上车必须先买票这样的规则，打破我们过去曾经出现的一些惯性思维，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避免之前出现这种类似这种现象的发生。 白岩松：没错，一会儿有问题杨教授我们继续探讨，接下来继续关注这个袁府。 解说：“这些大院、庄园在有关部门的眼皮子底下公然兴建、存在多年，简直是不可思议的现象。”今天，面对“袁府”的违规，有舆论发出了这样的质疑。那么，当地的有关部门，是否可以做到，对违建及早察觉，即时处罚呢？ 河北省邯郸市曲周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副局长崔敬波： 我们发现这个变成桂昌养老院以后，就是发现违法占地，我们就立案查处了，对这个他们的违法建筑。 解说：2016年曲周县城乡规划局的文件显示，这是个农业种植园项目，占地105亩，然而到了2017年，有54.23亩却成了养老院。河北省邯郸市曲周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副局长崔敬波：在2017年的时候我们都是分别在2017年的8月18号和2017年的9月8号和2018年的4月10号分别三次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 解说：三份行政处罚书上都指出，未经依法批准，擅自违建的行为，要求在限期内拆除违法占用土地上的新建建筑物，恢复土地原状，并对违法占地以每平方米20元进行罚款。而行政处罚书因为没有被执行，所以相关部门又申请了法院强制执行。河北省邯郸市曲周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副局长崔敬波：我们发现是违法行为，我们采取了停电，下达了处罚决定书进行了依法制止，制止了以后我们也履行了法律程序，申请法院进行强制执行了，已经都申请了。 解说：然而，时至今日，54.23亩的违法占地仍然存在，为什么有了监管却没能让违法占地消失？目前无法给出答案。而“袁府”，也让人联想起上个月被调查的黑龙江牡丹江“曹园”，同样是违规占地、同样是当地政府下达了处罚行政书，也申请了法院强制执行，但最终的结果却是，惊人的相似。 白岩松：他这个申请报批的时候说是建这个养老中心，当然他今天要死咬着，我就是要建养老中心，可是换一个角度却说，这里有很多蹊跷的地方。当地这样的一个地方会建这么超规模的一个养老中心吗？拿到中国的哪，不要说是放在邯郸下面的这样一个地区，你拿到北京上海这都是超规格的。另一方面，那他非营利性机构这么大的这种投入怎么收费？收多少费，将来能持平吗？那好了，那就是一个公益项目？既然不能盈利的话，那你是一个公益项目的话，就可以去扩大这种土地面去营收，究竟是为了什么？而且这里的建筑面积跟整个的水面以及这个绿化园林比较起来呢，那个园林又显的似乎太大了，而且是不是适合老人们，这里都有太多太多的问号了。接下来继续连线中央党校政治和法律教研部的教授，杨伟东。 杨教授，您看现在因为养老给咱们压力越来越大了，因此非常鼓励社会进入到养老这样一个事业当中，但是也陆续发现有些地方打着养老的旗号，但是给自己去做很多扩大营业、扩大这种面积去建带有自己会所性质的等等，把养老院当成一个旗号，您怎么看待这种情况，如何去防范它？ 杨伟东：我认为这是一种非常恶劣的现象，因为我们知道，随着中国进入老龄化，所以养老问题是一个党和国家一个重点的重要的工程，也是关注的，所以我们对养老机构采取了鼓励以及各种优惠的措施，实际是鼓励社会力量能够参与到养老的这种建设当中，但是我们也发现在世界当中会有些现象，比如借助养老机构而实际达到别的目的，比如说商业开发或者是达到经营的目的，所以这种现象我认为实际上不仅仅对我们社会信用的影响，同时也是对养老事业的发展一个极大的侵害，所以说需要必须纠正的一种现象。要做的正我想第一个方面必须回到养老机构原本的目的，养老机构有严格的规定，民政部颁布的规章当中明确的养老机构的条件做得出去了规定，原国土资源部也对用地有规范。 白岩松：杨教授，还剩下10秒钟的时间了，您还有没有一句话的意见？ 杨伟东：必须严格执行现在的规定，不能够违规，如果出现必须严厉打击。 白岩松：好，非常感谢，当然我们也期待着更深入的调查。
起底城市绿化中的奢靡之风：贫困县斥资200多万种银杏******原标题：起底城市绿化中的奢靡之风：贫困县斥资200多万种银杏 扬州史可法路杨柳换法桐，烟台观海路银杏换白蜡，深圳罗湖区解放路砍伐迁移榕树......眼下正是植树季，一些城市出于消除安全隐患、提升道路品质等方面考虑，对行道树等绿化树木进行了更换。需要注意的是，城市绿化在选择树种时务必因地制宜、着眼长远。 据中央纪检监察报报道，记者采访了解到，当前仍有一些地方在城市绿化中存在贪大求洋、盲目跟风、“高价买绿”等奢靡之风和形式主义迹象，应当引起重视。 “贪大求洋”“大树进城”等现象仍未禁绝在一些城市，“贪大求洋”“大树进城”等现象仍未禁绝。一位从业近30年的园林工程师坦言，当前仍有一些地方不顾自身财力，一味铺摊子、求效果，把城市绿化项目搞得很豪华，突出表现就是“大树进城”：“一味求大求粗，想着"一夜成林""一夜成景"，马上出效果，但大树移植过来存活率并不高，造价却非常高。” 据他介绍，华东某地级市市政广场的绿化便较为“夸张”，不少胸径三四十厘米的大树立在广场上，“从谷歌地图上都看得到”。更夸张的是，中部地区一个国家级贫困县斥巨资修建广场，仅 6株双人合抱的银杏树就花费200多万元。“除了求大求粗，还有盲目跟风，别的地方种什么就跟着种什么，而且品种单一，容易导致病虫害大规模爆发。”园林专家举例说，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红叶石楠等灌木，就被大规模引进到西部高原城市，但植物适应性并不好。 湖北省随州市原风景园林管理局技术科科长张恒告诉记者，一些开发商将适合南方地区栽植的南洋杉、橡皮榕、龟背竹，引种到随州的小区当绿化植被，结果冬天未过已全部死亡，堪称“未富先奢”的铺张式绿化。 更有甚者，为迎接检查搞突击绿化、重复绿化。据相关人士透露，2015年以来，华东地区一条公路沿线大搞“绿化形象工程”，先后修整4次，投入1000多万元。每次建好、迎接完验收考核评选后，就要破土施工，或埋设供电、污水、自来水管道，或重新绿化种树，没有长期规划，只有重复建设，不仅加重基层工作负担，也严重浪费财政资源。 “总体而言，城市绿化目前更加注重实效，但也存在一些问题。”福建农林大学林学院副院长陈世品说，一是重植树、轻管护，有些城市因为赶工程临时调集树苗，工程结束后没有及时移交给管护部门，导致树苗死亡率高；二是乡土树种利用少，过于注重视觉效果强烈的外来植物，缺少适应性评估；三是城市建设中古树缺少有效保护，有的即使采取了保护措施，实施过程中也打了折扣，使保护流于形式。 破坏生态环境，影响文化传承城市绿化中的形式主义危害不可小觑。除“南橘北枳”、存活率低下以及重复建设、浪费资金资源外，以“大树进城”为代表的大树移植还对城乡生态环境、文化传承等带来严重影响。 据介绍，“大树”泛指胸径20厘米以上的落叶乔木、胸径15厘米以上（或高度在6米以上）的常绿乔木、冠幅在3米以上（或高度4米以上）的灌木，或者树龄超过一定年份的“古树”和“古桩盆景”，以及一些名贵大树。而“大树进城”通常指从城市的边缘地区、远离城市的乡野农村或森林里，采挖一定规格大树栽植到城市的行为。 记者注意到，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建设司2017年编著的《园林绿化科学发展指南》中，移植大树、古树被认为既劳民伤财更破坏生态：“ 为提高存活率，工程技术人员不得不对移栽的大树、古树实施大手术（重修剪）……还会因为挖大树坑、带大土球以及开辟专门的运输通道等措施而严重破坏原生地的植被群落，导致水土流失、生态破坏。”湖南农业大学教授龙岳林曾专门对华中地区“大树进城”的影响进行评价研究。据他介绍，盲目移植大树一方面破坏了树木原生环境和森林生态系统，造成原生地水土流失、土壤理化性质改变、调节小气候功能减弱、生物多样性减少等危害，削弱乡村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后劲；另一方面，移植到城市中的大树与栽植正常的苗木相比，长势更弱，吸碳放氧等生态功能明显降低。 “不仅如此，乡土树种由于土生土长，适应当地的生态环境，对病虫害有一定的免疫作用，而城市移植的大树来自全国各地，容易带来新的病虫害风险。”龙岳林说，大树被运到异地，对周围环境系统的免疫力减弱，沉睡在树干当中的虫卵、病菌会迅速爆发，造成生物风险。 更为“简单粗暴”的影响则是： 一段时间内，由于城市绿化大量采用大树移植，不少地方出现乱采乱挖树木、毁林毁地的严重情况。此外，大树移植还对树源地文化传承带来影响。《园林绿化科学发展指南》明确指出，古树名木和大树是城市生态环境、风貌特征、历史印记、文化传承与民众情感的重要载体，尤其是古树具有“活文物、活化石”的珍贵价值，应在城市建设和发展中予以重点保护。 “树木与当地的地域历史文化有着深深的关联，当生长于乡村或山林的大树被移走后，撕裂了树源地村庄悠久的历史文化和具有本土气息的文明标志，不利于文化传承。”龙岳林告诉记者。 唯上是从、监督缺位是症结所在形式主义往往与官僚主义交织。记者在采访中获悉，一些地方在城市绿化中存在“唯上是从”思想，过于看重领导意见甚至揣测领导喜好，从而影响树种选择。 一些地方园林部门负责人透露，有的时候，地方领导在会议上对城市绿化提要求，会讲到其他城市绿化景观效果好，“要向他们学习”，等等。其他人听到后，就会揣测是不是领导喜欢那个城市所栽树种，还被写入会议纪要。这样一来，那个城市的树种就“顺理成章”地成为本地绿化的重要选项。即便领导去工地视察，随口一说“这个地方种棵柳树不错”，有关部门在实际操作中也会认真考虑“领导意见”。 也有专家告诉记者，城市绿化工作涉及规划、城建、财政、环保、园林、林业等多个部门，很难形成统一有效的管理。决策过程中，专业力量、监督力量参与较少，往往是有关方面“一家独大”，相应的工程管理和监督机制尚不健全，这就导致有的地方“怎么炫怎么来，可以种10厘米粗的偏种20厘米”。 监督缺位在助长形式主义问题的同时，也为腐败滋生提供了便利。以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林业局原党组成员、副局长李福荣为例，这位博士后副局长、正高级园林工程师长期以他人名义承包、租赁土地，经营多个苗圃，挂靠多家园林绿化企业承包绿化工程，以“绿色”之名谋“黑色”腐败。 据办案人员介绍，李福荣通过借用和挂靠多家有资质的园林绿化公司，以密切关系人的名义在包头市、鄂尔多斯市和乌兰察布市等地，共承揽园林绿化项目18个，工程造价1.8亿余元，以实际控制人的身份参与经营绿化工程，攫取高额利益5000余万元。同时，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和影响，在项目信息获得、施工企业推荐、招标投标环节、工程项目验收、专项资金拨付方面为他人提供便利和帮助。 适地适树，让城市绿化取得实实在在成效针对城市绿化中存在的形式主义等问题，多位受访专家表示，应坚持生态优先，实现从追求绿化的数量、规模到追求绿化的质量、效益上转变，切实转变城市园林绿化的发展模式；坚持从实际出发，结合地方特色，综合考虑绿化的经济性、适宜性、可靠性，而不是照搬照抄、简单复制外地经验。 “城市绿化是城市环境的一部分，绿化设施必须与当地环境相协调，充分尊重自然规律。”北京林业大学教授孙向阳表示，个别地方政府急功近利、迷恋名贵树种“高价买绿”，正是因为没有尊重自然规律，没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从而作出了错误决策。 孙向阳认为，城市绿化应尽量选择乡土树种，因为乡土树种是千万年来自然选择的结果，更能适应当地环境；应坚持适地适树原则，充分了解种植地的土壤特性和局部小气候，以便安排适应品种；除特殊工程外，应尽量安排幼龄苗木，因为处于幼龄的苗木适应性相对较强，可以很早地适应城市环境，利于后期的生长发育。 陈世品同样认为，城市种树要讲究科学规律，要大力加强城市绿化人员培训，提高业务水平；保障绿化规范的有效实施，不搞形式主义，让技术规程在执行过程中得到有效落实；加强树木的适应性评估，尊重和正确对待每个树种的生长特性需要。 近年来，有关部门也在不断完善相关政策措施。例如，针对大树移植问题，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修订出台《国家园林城市系列标准》，明确提出禁止大规模移植胸径20厘米以上的落叶乔木、胸径在15厘米以上的常绿乔木以及高度超过6米的针叶树；原国家林业局也曾修订《造林技术规程》，明确规定一亩以上成片造林不宜使用胸径5厘米以上的树木，有效遏制了移植天然大树进城的行为。 有效管住资金同样是防范形式主义和腐败问题的重要手段。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任建明建议，出台重点工程的监督管理办法，在工程招标、施工监督、苗木进场、资金拨付、资料归档等环节加强监督管理，严控廉政风险，进一步推进政务信息公开透明。 受访专家亦指出，针对城市绿化中的突出问题，相关部门应加大信息公开力度，最大限度压缩权力“任性”空间。与此同时，纪检监察机关要加强监督执纪问责，着力发现和纠正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问题，坚决惩治腐败，为生态文明建设保驾护航。
Tod’s 集团董事长：战略变革开始收效，电商渠道以高两位数增长******原标题：Tod’s 集团董事长：战略变革开始收效，电商渠道以高两位数增长意大利奢侈品集团 Tod’s SpA（以下简称 Tod’s）董事长 Diego Della Valle日前表示，电商渠道销售额以高两位数增长，此前部署的战略开始收效。近年来，这家以豆豆鞋闻名的鞋履和皮具生产商一直难以吸引到年轻一代的奢侈品消费者，为此推行了一系列新战略来推动集团增长，如专注于数字化变革、缩短商品的上新周期、推出更多联名系列等。Diego Della Valle 表示，集团希望在留住老顾客的同时，吸引千禧一代。“此前做的部分运营前端工作给了我们信心，我们当前的发展方向是正确的。”Diego Della Valle 认为，2017年底推出的新商业模式——Tod’s Factory，推动销售额恢复增长，也让集团同名品牌 Tod’s（托德斯）重获新生，能够及早发现和解决问题。Tod’s Factory 项目意在重点关注经典产品的同时，一年内发布多个系列：除一年两季的常规系列外，还会有胶囊系列和限量系列，甚至有可能每两个月就推出一次新产品。（详见此前报道：Tod’s集团“大动干戈”：不要创意总监，要更高的上新频率！推出一年发布多个系列的革新运动）就在今年1月，品牌在米兰举行2019男士秋冬系列服装—— Gentleman Flow 的新品发布会时，Diego Della Valle 表示，现代生活节奏改变了时尚设计，按季推出新款的行为已经过时。为了保证消费者的好奇心，提高品牌曝光率，他们必须保证门店两月一次的上新速度，并且通过广告和媒体向公众强调上新信息。Diego Della Valle 同时指出：“我们正在做一些需要做的事情”。他认为，集团此前进行的管理阶层重组——任命一位联合 CEO，卓有成效。2018年6月，Diego Della Valle 宣布卸任日常管理工作，全权交给集团新任首席执行官 Umberto Macchi di Cellere，自己则专注于品牌推广工作。（详见《华丽志》此前报道：Tod’s 集团董事长 Diego Della Valle 放权：今后专注品牌推广，日常管理工作转交 CEO）
Diego Della Valle 还透露，为了提高设计师和艺术家的设计速度、制定新的生产计划，集团付出了很大的努力。新的商业模式对于集团来说是巨大的变革，改革后接踵而来的销售机会也足以证明决策的正确。现在，集团对产品生产有了更好的控制，所以销售状况有所转好，改革的风险也有所降低。（详见《华丽志》：Tod’s 集团主席：按季上新已过时，奢侈品门店必须保持两月一次上新速度）Diego Della Valle 表示，电商目前为集团贡献了7%的销售额，且正在以高两位数的速度增长，集团希望该渠道未来1～2年能继续保持当前增速，推动集团获得更为可观的销售额。为了加强线上扩张，以及应对消费者的全渠道消费需求，Tod’s 还计划近一个月内在米兰蒙特拿破仑大街（Montenapoleone）开设一家全新的旗舰店。Diego Della Valle 表示，2019年财年第一季度利润表现令人失望，主要原因是集团正采取措施，想要“尽快取得可持续发展的成果”。Tod’s 集团近两年的业绩表现均不及市场预期，2018财年销售额同比下滑2.4%至9.41亿欧元，净利润同比下滑33.6%至4710万欧元。关于2019财年，Diego Della Valle 表示，在盈利能力方面，仍旧是“转型之年”。集团首席财务官 Emilio Macellari 在发布2018财年财报时表示，春季系列是“又一个振奋人心的开始，我预计2019财年的同店销售额与2018财年相近。”他还指出，3%的销售额增长预期“是合理的，且挑战性不高。”（详见《华丽志》：Tod’s 集团发布2018财年完整财报：销售趋于稳定，但利润明显下滑，大中华区增长3.2%）Della Valle 家族正逐步回购集团的股权，这表明创始家族对公司的未来发展很有信心。Della Valle 家族目前持有集团63%的股权。预计到今年10月底，Diego Della Valle 及其家族将拥有集团全部股本的68%。（详见《华丽志》：在股价跌至9年半以来最低点后，Tod’s 创始家族 Della Valle增持股份助力反弹）而关于自己在集团的位置，Diego Della Valle 表示：“我对现在的状态很满意。”Tod’s 集团将于5月9日公布2019财年第一季度财报。丨消息来源：路透社、《华丽志》历史报道丨图片来源：Tod’s 官网丨责任编辑：刘隽
天天喊着要创新，这些餐饮老板告诉你，这样做才有效******原标题：天天喊着要创新，这些餐饮老板告诉你，这样做才有效“没有需求，创造需求也要上”这是商界的老话了。对餐饮人而言，如何创造需求？关键点在哪里？如何让消费者真正产生这样的需求？创造需求背后的一系列问题，像一组串联灯泡，亟待思维的火花燃起整体的势能。1 商业模式的创新 都说创始人的思维决定企业的思维，随着互联网对资本的渗入，利用互联网思维搭建商业模式的餐饮人不在少数。2014年，一篇《我硕士毕业为什么卖米粉》的热文刷爆网络，这个北大法律系毕业的小哥哥当时被董明珠怒斥为“资源的极度浪费”。5年过去了，这个“不务正业”的法学硕士怎么样了呢？他的牛肉粉卖出了1000万+份，并成为了天猫平台牛肉粉类销量排名第一的店铺。他就是伏牛堂（现更名为霸蛮）的90后创始人张天一，把一碗牛肉粉做成了既有堂食、也有外卖，而且还可以热泡即食。数据显示，霸蛮销售额的80%来自线上，张天一说：“餐饮零售化的核心，就是破除餐饮的边界，让产品在更大的时空范围里流通。”
在商业模式的探索之路上，张天一做过大量的尝试。在产品的起步阶段，他梳理出“产品”和“用户”两个关键词。如何做产品？张天一的思路是要做磁铁商品，有选择性地吸引一部分人来，挖掘用户的隐性需求。那如何吸引人来呢？他认为，要用公关思路搭建社群体系。刚开店的时候没有顾客，他们就在微博上通过关键词搜索，比如“北京”“湖南”“粉丝数量大于1000”等。很快，他们找到了上千人，建了多个微信群，定时发线下的产品试吃、做深度的互动等，筛选出了品牌早期最精准的人群，形成了社群。因为产品的独特性和在社群的快速口碑传播，他们在门店位置极差的环境下把人流导了过来。这里要说个小插曲，当获得A轮融资的时候，霸蛮仅有四家门店，但已经运营了近100万人的用户社群。张天一说谈完价格，投资人聊完觉得贵了，他自己都觉得有点儿贵。但投资人又说，你们这几家店的收入是不值这个钱，但你们的核心能力是用户运营能力，等你们找到合适的商业模式后，我认为这个能力会是你们的核心壁垒。在商业模式的不断成熟中，霸蛮实现了从餐饮连锁品牌向“零售+”餐饮品牌的突破和转型，张天一说他的理想是把霸蛮这个品牌经营成像星巴克那样的符号，只要有五星红旗升起的地方，就有霸蛮。（一碗牛肉粉日销200万元！这位北大硕士究竟做了啥？）2思维的创新 因为创始人都是餐饮门外汉，李子坝梁山鸡反而不受制于传统的餐饮管理窠臼，用创新的战略和思维，摸索出了一条全新的路。李子坝梁山鸡的联合创始人杨艾祥说：“从注册公司开始，我们就不是一家餐饮公司，而是一家互联网公司，目的就一个：改造传统餐饮。”餐饮的实质是社交。产品、服务、卫生、体验只是基本功，如何占据用户更多的时间，如何让用户花钱被占据时间才是王道。杨艾祥引入了互联网的算法，IT部门是他们的核心部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家公司的程序员比服务员还多。通过IT系统的投入，梁山鸡建立起了三个基础系统：一是基于门店流程管理的系统，用以提升管理效率，节约人员；二是数据系统，用以精准挖掘用户需求，帮助门店选择和退出服务；三是用户满意度跟踪系统，用以帮助门店改善服务质量。
来店里吃饭的客人，对梁山鸡而言不只是顾客，而是用户，系统会对其进行数据建档、标签化归类；选址时，除了人流量外，例如环境的记忆点等元素都会进行数据分析，成为参考信息；梁山鸡的上菜速度非常快，因为通过长期大量的数据储备分析，后台已经算到了这个时间会有谁来吃、多少人、大概是什么阈值，从而让门店做好了预制。5个门外汉，用互联网思维做餐饮，并把品牌做成了生意火爆的网红店，现在已开出12家门店，年销售收入过亿元。（这道江湖菜火遍重庆，竟然靠的是5个餐饮门外汉）3 运营的创新 一家卖酸菜鱼的，因为够“二”，所以火了。因为他不顺着顾客来，甚至有点儿“怼”你的意思。创始人管毅宏说，其实太二的“二”就体现在“老板就要做自己”，当老板坚持做自己并能给顾客提供更好的服务时，这种“二”就成了“酷”，就变成市场教育完成后的一种常识。但仅凭个性，太二还拿不下25—35岁这个区间年轻女性的目标客群，这部分人群是当今社会的消费主力，拿下她们就等于拿下了大部分市场。
为了迎合这部分群体的需求，管毅宏在运营细节上做了很多创新，比如：太二是第一家为了保证产品体验，严格控制用餐人数不超过4人的餐厅；是第一家不仅把充电插座装在墙上面，还配备USB充电口、充电线的餐厅；是第一家在2015年就实现了微信闭环点餐、前后台完全打通的餐厅，包括扫码点单、厨房自动出单、自动上菜、扫码买单；......可口的酸菜鱼很多，但为啥年轻妹子们就喜欢来这家？正是各种新奇、有趣的做法，让太二在年轻人中的人气节节攀升，而如果没有这些创新，太二或许也只是一家平庸的餐厅。（太二酸菜鱼创始人：我们一点都不“二”）4 产品的创新 对美食而言，好吃的品牌太多，而只有又好吃又好看的品牌，才能占据消费者、尤其是年轻消费者的心智。过去20年里，小杨生煎店只有一款单品——鲜肉生煎，因为够好吃，一直都不缺客源，活得也不赖。然而，消费升级的大旗晃得餐饮老板眼晕，食客的心，说变就变，餐饮店的平均寿命降到了508天。20年前的打法，落伍了。变革迫在眉睫，穷则思变，创始人杨利朋不断地创新产品，并进行门店升级。从2014年开始，“尝新”成为团队研发的刚需，小杨生煎在馅料、面皮上不断创新，每年至少推出一款新品。小龙虾生煎、藤椒鱼肉生煎、大虾生煎和荠菜生煎的推出，一度让小杨生煎成为家喻户晓的网红，而用草莓做面皮，颜值逆天的被称为“初恋生煎”的麻辣墨鱼仔生煎成了小杨生煎夏天最受欢迎的爆品，给顾客带来新一轮的味觉体验。
但小杨生煎并没有一味玩新，新与旧，守与破，服务的都是核心竞争力。众口难调，就连挨得极近的江浙沪地区的口味也有细微差别，也许上海人吃着正适口，而无锡人却觉得不够甜。这一点上，杨利朋坚持原汁原味的上海风味。在环境的升级创新上，个性的涂鸦壁画、动感的主题曲、可爱的卡通形象，以及复古怀旧的原汁原味老上海style使不同风格的小杨生煎成为年轻消费者的打卡圣地。迈入第25个年头，准备率领两百多家门店继续创新迭代的女强人杨利朋的故事，或许能给正在转型路口徘徊的传统餐饮人，一些启示。（从路边小吃摊到200多家店，小杨生煎凭啥火爆上海滩？）5 管理的创新 你的厨房敢开放给别人看吗？他敢，要知道，他的店可有8000㎡哦。徐州宴创始人郭明华有近20年的时间都在餐饮一线，对餐企运营的痛点难点深有体会。之前他曾学习过五常法、6S管理，但觉得并不是很适合中国的餐饮企业。为此，他将自己多年的工作学习的心得进行归纳，创造出了更符合国内餐企的“6D后厨管理模式”。
何为6D？简单来说，就是整理到位、责任到位、培训到位、安全到位、绩效到位、执行到位，通过6D让厨房做到更规范更干净、更高效更标准。在徐州宴的后厨入口，“全国首家6D厨房，欢迎预约免费参观”的标语十分醒目，郭明华说，在餐饮行业的这些年，他看到太多餐饮企业因为管理不到位、因为后厨卫生食品安全问题出事，而这些其实都是可以避免的，所以他想将徐州宴“6D厨房管理模式”的经验分享给大家。（央视2年报道3次，徐州宴8000㎡大店凭啥这么火？）结 语“因为被需要，所以存在”，持续的创新和改变是企业保持竞争力的核心。创新，怎么创才能新，什么新才有用？这是个历久又常新的话题，这几位老板的创新思维值得借鉴。看完之后你有什么心得，有什么好点子，请与我们留言分享！
传国玉玺流落到哪？和氏璧镌刻而成，溥仪退位出宫后就消失了******原标题：传国玉玺流落到哪？和氏璧镌刻而成，溥仪退位出宫后就消失了说起传国玉玺，大家都不陌生。它经常出现在各种演义和影视剧中，被无数人争夺。大家都说，有了传国玉玺，自己的皇位才名正言顺，才正统。
那么，传国玉玺，到底又是怎么一回事呢？传国玉玺历史悠久，它的传说，始于和氏璧。说起和氏璧，世人并不陌生。这是一块非常有名的美玉，为天下奇宝，是雕刻印章的宝贵材料。它还有一个世人皆知的故事——完璧归赵。
战国时期的赵国名相蔺相如，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帮助国家夺回和氏璧，完整地送回邯郸。一块美玉，到底与鼎鼎有名的传国玉玺有何关系呢？
其实，这传国玉玺就是由和氏璧所雕刻而成的。蔺相如帮赵国夺回了和氏璧，但赵国最后还是被秦始皇所灭。秦始皇灭了赵国之后，秦国再次夺到了和氏璧。看到这块美玉，秦始皇让丞相李斯用小篆雕刻成传国玉玺，正面刻有“受命于天既寿永昌 ”八个虫鸟篆字，由玉工孙寿刻于其上。从那之后，它就成了中国历代正统皇帝的信物。
可惜，秦国二世而亡，秦国亡于胡亥之手。秦国亡了，但传国玉玺却一代又一代的传了下去。历朝历代，夺来夺去，时隐时现，最后消失在清朝末代溥仪手里。那么，传国玉玺到底最后流落到哪呢？清朝时期，清朝皇帝得到了传国玉玺。
随着民国的建立，清朝灭亡，末代皇帝溥仪成了大清最后的皇帝。不过，溥仪得到了优待，并没有走出皇宫，而是继续住在皇宫。民国十三年11月，溥仪被冯玉祥驱逐出宫，从此，传国玉玺彻底消失了，消失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之中，了无踪影。至今，传国玉玺到底去了哪，没有一个人知道。
在这漫长的千年之中，传国玉玺时隐时现，我们不知道它下次再现是什么时候，也不知道它现在到底在哪里。或许，它下一秒就会出现。或许，它会永远消失。